很简单，两条：一是中国革命看起来迟迟都不能成功，武汉首义之后又是二次革命、三次革命什么的，所以对于革命成功的苏俄，这些革命者当然是当师傅、甚至是当导师来崇拜的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二是列宁发表了废除沙俄时代一切不平等条约、和广大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平等相处的宣言，这当然对于深受第国主义欺负的中国来说，是好得不能再好的消息。中山先生提出联俄，出发点就是这一点。
但后来情况就越来越糟。一是列宁发出这个宣言之后并没有后续动作，因为他很快就死了，也不知道他说这些话是真心的还是一种宣传手段，总之斯大林并没有根据列宁的话就把占了中国的那些地方还回来。不但如此，双方很快因为共产国际支持共产党而发生了很大矛盾。因为当时共产国际的领导体制是一种集中制，就是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。共产国际对于这些支部，管理方式完全是命令式的，叫“训令”。“训令”什么意思，想一想“训话”是什么您就明白了。
实际上国民党攻击共产党是赤色苏俄的帮凶，一方面是一种恶意歪曲，另一方面他们确实是完全搞不明白什么是国际主义。按照共产党的理论，将来国家是要消亡的。所以国籍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阶级，所以《共产党宣言》扉页上就有一句话，叫做“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”。其实这一点在实践中，就表现得特别明显。比如长期担任苏俄最高领导人的斯大林，他并不是一个俄罗斯人，他是格鲁吉亚人。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，是一个保加利亚人。勃列日涅夫也不是俄罗斯人，而是一个乌克兰人。
这种情况并不是从苏俄开始的，实际上早在巴黎公社的时候，公社的很多领导人就不是法国人。这种共产主义特有的国际主义色彩，是共产主义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鲜明特色。为什么欧仁鲍狄埃要创作一首《国际歌》，后来在全世界都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标签，因为那个时代所有的共产主义者都相信，将来国家就没有了，关键你是什么阶级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可以这么说，一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这种思想仍然很流行。红卫兵起码有好几千人都牺牲在缅共游击队对反动政府军的作战中，你不能用现在的概念说这些人很傻。因为这是一种时代思潮，那个年代巴黎的红卫兵们人手一本《茅主席语录》；美国的红卫兵甚至筑起街垒和警察与国民警卫队作战。
当然，因为这是一种在革命者中间相当广泛的思潮，所以茅则冬当时的很多主张就不为大家所理解，反而支持王名的人很多。这一点你不能用现在事后诸葛亮式的思维来评判当时的事情，因为当时这样的国际主义战士非常多，谁也不会想到，几十年后人们才发现，这国家根本就不可能消亡。当时都是想，确实国家是很多麻烦的根源，如果没了国家大家都是兄弟友爱的人类，那该多好啊！你可以说这是一种空想，可你不能嘲笑那些理想主义者，因为他们是真诚的。
可是这种国际主义是国民党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的。更糟糕的是，斯大林的很多做法明显是愚弄这些国际主义战士。他做什么事都是围绕着苏俄的利益，却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子让大家发扬国际主义精神。斯大林的这种实际操作方法一方面使共产党内的一部分人（比如茅则冬）越来越反感，同样的国民党内的一部分人、尤其是国民党右派也越来越反对苏俄。江结時就认为苏俄是最坏的第国主义，比日本第国主义还要坏。所以对于接受共产国际训令的共产党他一定要赶尽杀绝。
说到底那时候就缺一个穿越者，从现在穿回去把后世的一切原原本本的讲给他们听，只要他们能信，很可能这些矛盾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没有了。因为大部分事情都起源于对后面的事情看不清，所以才会出来这个主义那个思想。那个时代的人和现在还不一样，又特别较真，所以大家才要为很多我们现在觉得很有些可笑的事情斗个你死我活。
为什么中山先生除了联俄还要联共呢？这就是我前面打的革命者年龄的比方，所指的意思。因为中山先生发现，国民党虽然身体上很年轻，但思想上已经衰老了。实际上中山先生认为，国民党已经不能承担国民革命也就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了。
如果要是拿一个人来比方的话，国民党可以说有点出生时发育不良、少年時摄入营养成分过杂、青年以后又有点未老先衰。
为什么说发育不良呢？从组织源流上来讲国民党脱胎于同盟会，但另外一个很大的革命组织光复会从很多方面来说，还要强于同盟会，比如他们一直坚持的运动新军最后就结出了武昌首义的硕果。但光复会在陶成章被暗杀后逐渐式微，后来被同盟会吞掉成为后来的国民党的共同前身。现在从各方面的史料来看，江结時杀死陶成章，即使不是中山先生指使的，起码也是他默认和乐观其成的。
而直接缔造国民党的宋教仁先生，他在上海车站被刺，现在发现的种种疑点也不完全是指向袁世凯的，反而对中山先生更加不利。我说这些不是想为历史翻案，而是想说一件事，国民党的发育不良主要责任并不在江结時，而是在中山先生本人身上。
这个发育不良主要是两点：一是机会主义；二是组织混乱。
机会主义是指中山先生但求成功，往往既不深思熟虑、也有些不择手段。比如就拿后来的满洲国来说，其实中山先生在很早就答应那些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人，可以把满洲让给他们。当然你不能用后世的眼光来评价中山先生是汉奸，因为在当时很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者眼中，满洲并不是中华传统的属地，我们只要收回关内的土地就够了。
说到组织混乱，我只举一例您就能够明白，在中山先生心目中，党的组织是多么无足轻重的一件事。中山先生在北京和袁世凯相见的时候，当众邀请袁加入国民党。袁世凯当时估计是只能无语，他笑了笑没有说话。你要他怎么说呢？我估计他心里说，拜托你搞搞清楚好不好，我不是革命党，我是杀革命党的。
这当然是一件小事，但由此可以看出国民党在组织路线方面的极其不慎重。由于这种不慎重，国民党中就混入了大量的投机分子。再加上国民党素来不重视思想教育，也不重视组织纪律。这样被这些投机分子一带，有觉悟的也成了没觉悟的。
大家现在提起思想教育以及组织纪律，很多人都掩耳而走，但在当年的革命中，这可是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大问题。说实话，共产党能够打败国民党，其实并不是一种军事胜利，并不是老江那种片面军事观点所得出的结论。
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战胜国民党，其中一条重要的条件就是共产党更具有战斗力。这种战斗力不是指部队，而是指组织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国民党屡次指责、我们现在也有人经常渲染的肃反，不能不说有他特有的意义。
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，这是和俄国革命截然不同的地方。但不能说中国革命从俄国革命中一点借鉴都没有，实际上肃反就是从俄国学来的一个重要手段。肃反确实有它黑暗的一面，但只要不是扩大化，它就有独特的价值。因为这对于加强组织的战斗力，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。正如茅则冬所说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所以革命肯定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松松垮垮，那样是肯定要失败的。从这一点上来说，你就得承认，如果没有肃反，就不会有铁的纪律、铁的组织。我们的失误只是，在和平时期继续这样做。
所以中山先生的联共，就是看上了共产党更具有战斗力。可惜的是，国民党并没有在共产党带动和熏陶下，焕发出战斗力来。
所以如果继续使用我的比方，那么可以说国民党里边成熟的、或者说看透了革命就是争权夺利的人，就特别多。这实际上就是国民党失去战斗力、或者说失去大陆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现在很多人都说国民党抗战胜利以后，光复大员五子登科失了民心，导致国民党最后失败。其实这只是表象，国民党在组织战斗力方面一塌糊涂，才是真正主因之一。
另外一个失败的主因从表面上看是战场失利，其实是经济失败，或者说政策失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