邓文仪由于向往革命，他在上初中四年级的时候，中学还没有毕业就报名参加了当时广东革命政府的军政部长，同样也是湖南人的程潜创办的教导营学兵连，投身国民革命。这时候是1923年。
在学兵连邓文仪第一次听说了黄埔军校，1924年初他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，在开学典礼上亲耳聆听了中山先生的训示。后来有一阵，他还在韶关随身侍卫中山先生一段时间。
1925年邓文仪跟杨才声、还有邓晓平等人，一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他跟杨才声成了莫逆一生的好友。
1927年邓文仪随共产国际代表团回到中国。江结時发动四·一二政变的时候，他投靠了江结時，从此开始飞黄腾达。邓文仪是黄埔学生中，最早受到江结時重用的人之一，这个时间要比后来的胡宗南、杜聿明都早。他27年回国参加北伐军，曾经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代主任，当时就授了少将军衔。可以说他大概是在李之龙之后，第三个当上将军的黄埔学生。
黄埔生中最早获得将军衔的是黄埔一期的李之龙。李之龙于1925年10月被调任国民政府海军局政治部主任兼海军参谋厅厅长，当时授少将军衔，是黄埔生中的第一个将军。1926年1月，原来的海军局长苏联人斯米洛夫离职回国，李之龙升任海军局代理局长（国民政府海军的最高首长，直接指挥各军舰，就是当时的海军总司令）。当时李之龙就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，这个军衔与校长江结時是一样的，江结時也是中将，是1924年5月被授予的。所以李之龙就是最早获得中将军衔的黄埔生。
但一般都不讲这个李之龙。那是因为李之龙是共产党，而且很快就被老江以中山舰事件为由搞了下去。再说李之龙当的是海军中将不是陆军中将，他严格来说是汪精未提拔起来的，不能算是江结時的人。
而在陆军中，最早当上将军的黄埔生是胡宗南，胡宗南在27年5月升任第一军第一师少将副师长兼第二团团长，所以国民党认为胡宗南是黄埔生的第一个将军，实际上胡当少将比李之龙晚了将近两年。到了1931年1月13日，胡宗南升任第1师中将师长，他获得中将军衔的时间比李之龙晚了整整5年。
从这个时间来看，邓文仪当上少将要比胡宗南晚一年，他应该是黄埔生的第三个将军。但邓文仪的这个将军非同小可，因为他是老江看中的接班人。
1928年邓文仪开始担任北伐军总司令部侍从参谋，说白了就是江结時的侍从参谋之一。邓从31年起担任江结時的侍从秘书多年，当时任何人想见老江都必须通过他。其权势之大，炙手可热。江结時的侍卫张毓中曾经说:“当时的邓文仪先生，宠信之专，权势之高，少有出其右者。我常在机场、车站和重要场合中，看到党政军要员见到他，无不毕恭毕敬，行礼问候。”
1931年冬，在江结時授意下成立复兴社，邓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。当时邓文仪兼任委座的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，这个组织在1934年前同徐恩曾掌握的特工总部（也就是中统前身）和戴笠掌握的特务处（也就是军统前身）是三足鼎立的三大特务组织，其分支机构亦遍布全国各都市。
l934年7月南昌飞机场的飞机被火焚毁，江结時派邓文仪调查，这件事是邓文仪在江结時跟前失宠的开始。当时江结時一直在秘密进行对日备战，正在设法增强军力、尤其是空军。因为担心被日本人知悉，采取各种伪装或者掩护的手法。这一次飞机起火，事出蹊跷，江结時很怀疑是日本间谍收买汉奸，纵火烧毁飞机，导致筹建中的空军损失惨重。
但调查科调查的结果是意外失火，并无人为因素。江结時不信，命令再查，结果还是意外。江结時始终不信，就另外命令戴笠复查。结果戴笠短期内查出失火真相，找到人证物证，证明是人为纵火，并拘捕了有关人犯。对此江结時极为震怒，扣押了当时航空署的徐培根署长和邓文仪，换戴笠来兼任调查科科长。
不过这一次江结時只是给爱将一个教训，并没有真的一撸到底。不久邓被派任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，也就是在武官任上，邓文仪受命跟王名联络。王名不理他，他无奈求到了杨才声头上。这是35年他回南京述职的时候，江结時交代的。这个时间大约是35年的12月份。
1936年邓文仪回国，还被任命为复兴社和力行社的书记。说明老江还没有彻底改变对他的看法，只是认为他不能老老实实的调查汇报南昌机场失火案的案情，是存有私心。这当然是老江比较忌讳的错误，但说实话邓文仪并没有真正接受教训。
大家应该还记得，本书前面写西安事变的时候，曾经发生过宋美龄跟何应钦的冲突。这个冲突集中在应不应该轰炸西安，其实轰炸西安的主要策划人就是贺衷寒跟邓文仪。
贺衷寒就是所谓的黄埔三杰之一，跟蒋先云、陈赓二人并称为黄埔一期最杰出的三个学兵之一。贺衷寒跟蒋先云、邓文仪有点像，都是军事差而政治强，当然这也反映出黄埔前几期的共同特点，都是打仗稀松，而政治思想教育抓的比较紧。
当时一些江结時的亲信部下（以一帮黄埔学生为主，带头的就是贺邓二人），很担心老江迫于张杨的压力，不得不低头，使中国的政局发生变化。这里面他们最不能容忍的，就是跟共产党和解，改变坚决剿共的政策。便主张炸平西安，牺牲掉江结時，另推何应钦为领袖。
邓文仪作为主谋之一，等到老江被放回南京后，宋美龄向老江说明了这个内幕。邓文仪红的时候也得罪过不少人，这些人趁机落井下石。结果江一下子就把邓文仪看成眼中钉了，别说是见他，就是有人提到邓文仪的名字，老江也会大发雷霆。倒是贺衷寒，老江就没那么恨了，说到底贺毕竟不是江看中的接班人。
跟邓文仪非常要好的一帮老朋友，比如贺衷寒、袁守谦和萧赞育等人，见此也不敢在江面前为他说情。说实在的，这也不能怪老江发火。一个亲信到都想提拔为自己衣钵传人的心腹，到了关键时刻反而想要自己的老命，是个人都会深恶痛绝。
实际上在邓文仪身上，就能看出老江给自己选接班人是什么样的标准。邓文仪首先是个军人，这一点也不奇怪，在当时的中国，纯粹的文人肯定不能当接班人。
但并不是要求有什么大才。否则戴季陶也好，陈布雷也好，不是比邓文仪更加才高八斗。也不是打仗打得好，别说黄埔学生普遍这方面不怎么样，就是纯粹跟黄埔学生比，邓文仪很明显也是不会打仗的，他基本上就没有打过仗。
那么邓文仪身上有什么了不起的才能，使得江结時对他青眼有加呢？说穿了很简单，就是政治觉悟。当然在老江的眼里面，什么样的人是政治觉悟高的人，那只有一种：坚决反供。
其实在我看来邓文仪这个人，个人品质可能还真不错。虽然他没有公正处理南昌机场失火案，说明他为了某个朋友确实徇了私。但他在西安事变中并没有因为委座想栽培他为接班人，而首先考虑恩主的生命安全。很明显他是优先考虑党和国家的大事。不管这些大事对错与否，起码我觉得邓文仪不是遇事先考虑自己的得失。
但是江结時是什么人？邓文仪这样子的“高觉悟”可不是江结時想要的，当然恐怕中国的任何一个领袖人物也不会要这样的接班人。
抗战开始以后贺衷寒任处长的军委会政训处，成立了一个抗敌宣传委员会。聘请了100多名委员，其中也有像郭沫若、叶浅予这样的民主和进步人士。这个委员会是社会组织不是官方机构，所以不必由江结時任命委员，而是由政训处处长聘请。借这个机会，贺衷寒才敢任命邓文仪为主任委员。
1937年冬，抗敌宣传委员会迁至武昌美术专科学校之后，因为战乱人员星散，很快便在无形中解散了。此时国府又在武昌成立了一个训练团，招收一批青年和干部受训，需要任命一个上校政治总教官。对这个比较清苦的职务，很多人不愿意干，只有邓文仪毛遂自荐，到处奔走托人找关系，一心想当总教官。
当时有人问他，你去担任训练团的总教官，恐怕不太合适吧（这个职位是校官，邓是多年的将军）。邓说只有这种工作，我在老头子（即江结時）那里也许才能通过。我如今和别人不同，只要有事做，总不愁将来没办法。后来老江知道了邓的任命很有些不快，好在大家替他说情，说他愿意痛改前非戴罪立功，老江也就再没说什么。